自己给自己打工

我到挪威，在室内囚禁了三个多月，唯一的收获可能就是写出了些挪威观感。

开始，只是为了能记录些新鲜的见闻，并没有给自己做什么规定，可到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是每天一篇，并按照报刊专栏的规矩，在字数上进行限制，每篇1000字多一点。

后来，有个南宁的已经联系了有好几年的网友听说我在写这些，要求一阅。我发过去，她觉得挺好，就帮助我在据说是国内最大的文学网站“榕树下”注册并陆续发给那网站。

我在国内虽然在很多报刊上发过稿子，总字数算起来也的有几十万字了。但在文学类媒体上用稿，还是头一次。

截止到2002年2月4日，那些还在继续写的观感已经发到了第88篇。

另外，在那个网站上，我还用了“北京何必”、“北京大侠”的名义在那上面发了些言论、札记什么的。之所以用那么多的名字，是因为那网站规定，不同的个人信箱也对应不同的名字。

当然，说起那榕树下网站，我觉得那里也是个管理得不太好的网站。

首先，该网站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在每篇文章的下面都要有那么一段文字，说是本人授权该网站作为该篇文章的唯一代理，其他人未经该网站许可，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稿件云云的声明，但看上去，总像是一群小孩子在玩耍之中某个极为吝啬而霸道的孩子强行让别的孩子承认凡是他摸过的玩具就都是他的那样无礼奸诈，也透露出上海人无时不在的盘算和小聪明。其实，真看不出来，在国内对于版权和著作权的保护非常差劲的大环境里，该网站的这些手脚，是否能保护其权益不受到侵害；而且，该网站有个文字说明，是说如果作者同意将文章在那上面发表，等于放弃了向该网站索取任何稿酬的权利，也就是说，该网站所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是不会向作者支付任何报酬的。可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别人用作者的稿件，作者的劳动就这么徒劳了。这好像是有些混不讲理了。

其次，那网站的审稿标准严重不一致。我在国内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的文字，在那里却被说成是不符合发表要求，让我这个长期靠码字骗钱糊口谋生并为多家报刊当成优秀撰稿人的混混儿大光其火而且甚为不解；我告诉那南宁网友不用因此去理睬那网站；等过了两天，南宁网友重新将那篇稿子原封不动连题目都保持原样地发过去给同一个栏目，却没有任何废话地得到了登载；或者，就用换了个名字，再发过去，也照样得到了使用。不知道那网站主编干什么呢，是不是我的稿子被毙那天是否失恋或便秘了。

再有，我的挪威观感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和写作者的少量，大概是不能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地发的，其中稍微涉及到一些较为敏感话题（像吴征杨澜夫妇在他们各自的经历上弄虚作假之类的题目），就被网站编辑以与该栏目用稿标准不符为由拒绝刊载。可是，已经用了好几十篇了，怎么会突然不符合标准了呢？

就算是作为媒体（谁知道在国内网络的媒体功用如何，也许是网站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可要是想与传统媒体竞争，没有点魄力，断然是没戏的。

准备与那个在挪威读易卜生博士并取得了不凡成就的中国人聊天，花了不少的时间。因为据说他自恃才高，有些不爱搭理别的中国人。我请原来在国内内蒙古某大学生物系主任、现在担任被中国驻挪威大使馆认可和支持的挪威中国留学生类似联合会性质的负责人的那个蒙古族人联系，但却一直没有回音。所以，闲来无事，自己贸然闯到他家。好在我们只是前后楼的距离。

他去到研究所了，只有他夫人在家，正在喂那个两个多月的孩子。那个7岁多的女儿去上学了。

我们以前见过面，所以交流起来不用很费力。

我们说起了在这里留学生及其家属的各种情况。

她介绍说，那个从国内湖北来的家属刚开始来那会是很开朗活泼的，之所以成了非常封闭甚至抑郁得很厉害，是因为她老公在这里与一个湖南女人弄到了一起，甚至在她来后仍然与那女人不明不白，而且总是带那个女人到家里去，别人都说他们是个三口之家。她为此很烦恼，逐渐变成了那副模样。

我们共同的看法是，不少留学生其实是挺自私的，为了去除掉在这里的孤独和寂寞，死乞白赖地把家人弄到这里来，以缓解自己情感生活的贫乏。但是，家属通常都要放弃自己在国内的即成条件，放弃也许很不容易才获得的岗位和成就，到这里白手起家；而留学生通常是不会考虑这些的，也不会为了家属的利益而奔走；家属属于一个非常松散、无组织、很难形成完整利益群体并因此而引起各方注意和关怀的那么一个人群，他们的利益通常是由留学生代理的；留学生自身在这里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那个所谓的联合会只不过是个筹划中的社团），自顾不暇，不会对家属投以稍微多一点的注意力；而那些没有家属可来的人更不会对这种事瞥上一眼了；家属的身份和取向庞杂，不像留学生由于都在挪威读书而有着近距离的相似群体特征，很难有明确、突出而具体的诉求；在这里，由于留学与陪读的特殊身份，改变了在国内时的家庭基本关系结构和形态，在国内可能挺牛气的家属到了这里却成了附庸乃至累赘；家属们在这里只能是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在挪威的身份是要依靠留学生来维系，而在经济上也是要依赖留学生的；家属的职业能力也大相径庭，特别是对在挪威打工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语言能力方面，更是各有千秋，像正在与我交谈的女士，在国内就是英语硕士，到这里又读了两年挪威语，打什么样的工可以自由选择，可很多人连英语都没有掌握，所以打工机会很不好找；而就算是打上了什么工，也会由于看不到出头之日而不时丧心病狂……

这样的一群人，又没有别人去关心和注意，自然成为了相当弱势的人群。他们为了使留学生能有家庭的温暖感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在挪威仍然继续做着牺牲，这种牺牲可能随着在挪威滞留时间的延长而会是无限期的，但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那个攻读易卜生博士中国留学生的夫人也谈道，她是在他到挪威的一年后到挪威来的，大约是经过了一年的光景才适应过来。

开始时感觉与在国内听到可以到国外陪读那会的想象大为不同。在这里曾经干过在挪威人家里打扫卫生的活，又去读了两年挪威语，此后，虽然可以凭借挪威语的优势去超市什么的干活，但却总觉得给人家打工不如给自己干活，于是就怀孕，生了个儿子，天天在家看孩子，自己给自己打工。

她觉得，在挪威呆了三年多，对国内的很多事情已经处于嘛也不懂的状态了，而且，由于在这里生养孩子，就更加封闭，怎么去适应未来国内的生活，是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即使是现在，对于我的贸然造访，她还是挺高兴，觉得有个人可以聊天了，可以打破每天白日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说话的困境。（那留学生在等着拿到博士证书――其实，到中关村买一个也未尝不可？玩笑！而且觉得挪威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比国内强多了，趁目前还在挪威这样设备一流资料充实写作环境安静舒适的机会，多查些资料多写些论文，以应对未来回国将面临的竞争压力。）

也许，从优化人口的角度看，留学生在海外多生孩子，可以绕过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而且比农村防不胜防的二胎现象及其造成的众多的近亲繁殖对人口质量形成负面影响来说，还是要好得多。 字串4

这里没有什么计划生育政策，生多少孩子都没人管，而且生孩子可以享受不少优惠。所以很多中国人到这里都生了第二胎。

如果赶上生孩子，正在读的学位可以因此顺延一年而不受影响。

生产所需的一切费用都由挪威方面负担，连吃带住不用自己掏一分钱。

从孩子出生开始，每个月，挪威会向孩子支付1000克郎的牛奶费，一直支付到孩子7岁；如果孩子满2岁可却没有去幼儿园，政府会每个月支付4000克郎；孩子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的。

我问既然他在挪威做出了让挪威人都很赞赏的成就，为什么不选择在挪威留下来？她说，他所学的（文学）专业在挪威不好找工作，不像学医学和计算机的，只好回国。

那留学生已经被清华大学聘用，将于今年4月份回国到该校教授英语。这夫妇都是江苏人，来挪威前在南京教书，对北京不了解，但她对北京印象不好，风沙太大。而且，有些到挪威来访问的北京人，也对他们说北京不好，不要去北京。但他总是觉得清华的名气还是不错的。

她认为，如果有机会滞留国外，留学生没有几个愿意回国的；能回去的，都是在国外不太容易能呆下去的人。这不仅是挣钱的问题，还包括子女教育、生存环境、安全、福利、社会稳定性等。

而她觉得他做学问已经有些傻了，钻进书本而不闻窗外之事，对于国内的真实情况了解得太少，一门心思地想回国，可能未必是件明智之举。

在挪威的中国留学生里，何成洲是为几乎所有的人公认取得了较高成就的一个人。他的事迹曾经上过很多次挪威报纸的重要版面，在挪威某个大报的《每日一星》栏目里，曾经对他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给予过大篇幅的报道。

在我行将回国的前夕，找机会与他聊了起来。

他是1997年到挪威的。此前，他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英语，想从已经呆了很久的学校里出来换换环境。当时，他面临着两个机会：一个是他的朋友在中国做美国某产品的代理，邀请他加盟其中，并可以派往美国接受为期两年的业务培训，那样的话，他就等于下海了；再一个是，当时已经取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的他想继续深造，报考了北大的博士生，而当时北大的导师基本上已经确定招收他做博士。（何成洲说，在国内报考博士，都是先与导师联系很长时间，在考试时基本上已经内定下来。但是，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际关系的学位制度注定有其副作用。）可挪威奥斯陆大学与北大有交换学者项目，想从中国招一个研究举世闻名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博士，北大那位博士生导师根据何成洲的背景情况，向他推荐了挪威这个机会。最后，有着强烈读书做学问倾向的他，还是选择了到挪威来。

何成洲到挪威，是专业研究易卜生的。他说，与中国“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古训和现行时尚不同，西方人很热爱文科，许多人在上大学选择专业时都是找了文科的什么内容来学习。当我与他探讨为什么西方人会对文科感兴趣时，他认为，这可能与西方人在上大学时不需要为未来自己的就业过多考虑的情况有关，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研究方向，而不是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而确定自己的学业。有很多人，拿到了文科博士学位后，到社会上去干别的与本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这也是常见的情形。

何成洲到了挪威，先学习了一年的挪威语，因为如果没有挪威文，就不能读易卜生剧本的原文，而翻译过来的文字毕竟与原文还是有着不少的差距。易卜生作为一个挪威人，一生中用挪威文撰写了像中国人很熟悉的《玩偶之家》等大量的话剧脚本，而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挪威语的外国人来说，读挪威语剧本就相当于在上一堂挪威社会和历史科，每个剧本就是一个社会，剧本里会接触、描述、呈现大量的社会现象，会通过剧中五花八门的人物表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学习剧本作者所使用的该国语言有着极大的帮助。这样，与那些挪威人或其他与挪威毗邻或者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的西方国家的人不同，何成洲在易卜生研究方面几乎是从零、而且对于易卜生原文所使用的文字也是从字母开始学习的情况下起步，用了一年的时间，达到了攻读该专业所需要的挪威语水平，并且读完了易卜生所有的剧本。

作为在挪威的中国留学生里取得不俗业绩的人，何成洲也在治学旅途中付出了不少的艰辛。

他对我说，到挪威来以后，他除了刚来时偶尔周末打工外，其余时间都是在读书，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即使是在学校的假期里别人都出去旅游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每天都到办公室，去阅读有关的各种资料。常常是上午在学校图书馆里查资料，中午从超市里买个面包，在赶往办公室的地铁上吃完了，到了办公室就开始继续阅读。到挪威将近5年的时间里，除了到美国和北欧几个国家开会外，他从来没有到外面去玩过，而在挪威的别的留学生有的才来了一年，已经差不多将欧洲都走遍了，别的中国人也几乎都利用各种机会到挪威的邻近国家观光。 

可说到读书的辛苦，何成洲倒不以为然，而且，他对国内很多对于知识分子舍身求学的宣传手法嗤之以鼻非常反感。他认为，按照国内许多宣传里的说法，好像是知识分子必须要卧薪尝胆才能取得成绩，必须失去人生的所有乐趣才能走完学术道路。媒体描述像陈景润、蒋筑英、罗健夫、张广厚等那样的科技人员时，都是用了类似“含辛茹苦”、“置之度外”、“废寝忘食”、“积劳成疾”、甚至“英年早逝”、“明星陨落”这样的词汇，给人以如果不放弃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就不可能达到治学道路上的升华那样的印象，而这对媒体受众产生的影响未必是有利的，会让受众以为做学问就是条不拾人间烟火的凄凉绝径，只能形单影只默默无闻地在书本里飘飘欲仙快速地滑向自己的人生终点，甚至会阻挡很多本来很有潜质可能会在学术上大有作为的人趋乐避苦望而却步。何成洲认为，实际上，人的健康对于学术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不能想象的是，一个病病歪歪的人在生理的痛苦和心理的压力之中能写出好的让读者兴奋和激动的文章来，也不能想象，在那样的状态下，做学问者能保持良好的创造性、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态。何成洲说道，他每天看10小时书后，回到家里，脑子里像一锅糨糊，再也不可能看任何文字了，说明那天他的大脑被用得足够了；而学习文科的人，讲究的是要“创造性阅读”，对于所看的文章要有自己的理解和注释，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认识，具有对那文章的原始评价。只有这样，才能说是做了创造性的工作，才能说是读了文科。而这种结果的取得，是需要的是良好的竞技状态和健全的心智结构的。任何身心上的缺陷或病态，都会极大地妨碍自己的创造性的存续和发挥，进而导致人处于萎靡不振之中碌碌无为。

实际上，健康和休息都是人的权利，我们不能总是将这些权利弃之不顾，而只是鼓吹为了工作而忘我牺牲的精神，这于国于民都没有什么益处。我们似乎更应该提倡劳逸结合有张有弛健康而积极的人生追求和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