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教育“芬兰高校”“中国式”变革

发布时间:2008-11-20 文字大小:  打印:打印此文

一个教育发达国家即将发生的50年来最大变革

小国芬兰的大学里,将要发生“大事儿”。带点神秘感的预言,来自该国教育部的政策特别顾问伊卡。

一件事关大学的“生死”。从最南端的首都赫尔辛基,到北极圈以里的拉普兰地区,原本遍布的大学和职业大学,曾经是这个国家教育发达的显赫证明。

但不久之后,其中大多数将被撤销,挂上新的招牌。

另一件则与饭碗有关。芬兰的大学要开始学着自己赚钱了,也就是说,除了教书,学校还得学会怎么做生意。

尽管多数改革都还在纸上,但改革的策划者伊卡还是侃侃而谈。2008年10月,在赫尔辛基一间会议室里,他希望让听众弄明白,即将发生的改变是多么重要。要知道,这可是“50年来芬兰教育系统将发生的最大改变”。

这些听众是来自中国的几名教育记者。

来到这里之前,他们对于芬兰教育的了解,多半都停留在“世界第一”的光辉成绩上。这也是多数中国人所了解的芬兰教育:一个只有520万人口的国家,拥有20所大学和26所职业大学,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它的中学学生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长期领先;它的高等教育,几乎被每一届世界经济论坛评为最佳;它的教育成果累累——有诺基亚的成功,也有linux系统的发明……

然而这一次,从芬兰教育系统里传来的却是不同的声音: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大学教育,已经不太满意了。与这种不满一同从伊卡嘴里传达出来,还有他为解决这种不满开出的“药方”。

不过看起来,这些中国听众对伊卡的药方兴趣不大。他反复强调的“大学合并”、“院系重组”、“自主经营”这些说法,很少得到回应。他们更急于知道,芬兰的大学每年能拿到多少投资,这些投资由哪些部门、用什么方式分配。

伊卡大概不知道,在中国记者看来,这些词看上去实在眼熟。起码从形式上看起来,芬兰教育系统正在进行的,似乎是一场在中国曾经引起过无数争议,而且至今没有定论的改革。

伊卡是即将进行的芬兰教育改革的推动者。而这些记者对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不陌生:有些人亲自报道了改革,有些人则在改革的过程中进入大学。

芬兰教育改革的掌舵者,和中国教育改革的亲历者,面对面坐在了一起。他们要思索的是:两场看上去相似的改革,是否可以为彼此提供更多元的借鉴?

似曾相识的大学合并

如今,芬兰的大学合并计划,就摆在中国记者的面前,并即将全面发动。去年,这个计划得到批准,并写入了《芬兰教育发展规划》。

这一幕像极了16年前的中国。那是1993年,国务院公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随后,被媒体形容为“轰轰烈烈”的高校合并大潮,席卷全国。

按照芬兰教育部的解释,促使他们进行变革的,是国际化带来的人才竞争激烈形势、国内能源工业结构的改变,以及世界技术的更新。而在伊卡看来,更重要的是现在大学设计的不合理。

“以前,每个学校不论大小,都有许多方向的科目。”伊卡觉得,这样的布置,让每个大学都“样样通,样样松”。他希望通过合并,把不同学校的优势科目集中在一起,有一个自己的主要方向。

这几乎是当年中国专家言论的翻版。报纸上,中国教育部的研究员是这么说的:中国大学“由于条块分割,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

伊卡眼里另一个不合理现象,也与他的中国同行想到了一起:大学在不同地区分配不均。全国20所大学中,赫尔辛基一共有7所,而有些广阔的地区则一所都没有。

“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相隔十几年,相距6万公里,两个国家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选择的也是相似的对策。

在芬兰,教育部希望通过大学合并,减少大学数量,增加大学规模和实力,并调整不均匀的大学分布。芬兰人总结出了本国有优势的学科项目——森林工业、钢铁、工程设计、设备制造……他们希望,新成立的大学将更有竞争力和创造力。而这些,同样曾是中国高校合并之初的愿望。

十几年后,中国人已经品尝到这一愿望背后的得与失。在合并高峰的2000年前后,中国高等院校数量已经减少了324所。一份官方评价认为,合并大学“优化了结构,调整了布局”,许多学校“大大提高了科研竞争力”。

但在高校合并基本尘埃落定之后,一些中国专家坦言,除了合并过程中的草率和不规范外,过多巨型大学的纷纷涌现也让人担心。“这些学校规模过大,一时出现许多管理问题,而不同校区相隔太远、学校没有形成统一的精神气质,都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目前,刚刚起步的芬兰教育界还踌躇满志。《芬兰教育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是:使不同大学“紧密合作并提升教育价值”,从而进一步提高创新力和竞争力。

根据这个目标,一个实验性的合并已经开始。2008年6月25日,赫尔辛基的3所大学进行了合并。由赫尔辛基理工大学(TKK)、赫尔辛基经济学院(HSE)和艺术与设计大学(TAIK)合并组建的Aalto大学,正式成立。

合并后的这所大学,将获得原先分布在3所学校中的优势。这是芬兰第一所巨型的综合性大学。

大学要靠自己的本领挣钱吃饭了

金钱,成为中国记者对芬兰教育体系的采访中,避不开的话题。

芬兰人都习惯于把大学当成政府的一部分。大学拿着政府的钱,归政府所有,所有的教授和员工,也都算政府的工作人员。

不过,即将进行的改革意味着,芬兰大学与政府这种“亲密”关系就要成为过去。在新的规划里,大学成为独立的机构,他们将获得更高的自主权,并取代政府成为雇主,与自己的员工签合同。

在维多波利亚大学,几名中国记者围住一名叫马克的青年教师,希望他能描述出这种变化带给他个人的影响。

马克涨红了脸。他曾在中国武汉大学教过书,但这并没帮他更好地理解个问题。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任何别的变化,除了工资比以前要高。以前,他的工资是由政府支付的,如今不一样了,学校按合同付他薪水,而且这些钱不再来自政府。

这次芬兰教育改革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大学的钱袋子。从前靠着政府,“吃穿不愁”的芬兰大学,以后要靠自己的本领挣钱吃饭了。

过去,芬兰政府承担了大学的绝大部分费用,芬兰教育部的负责人也曾表示,芬兰教育成功的基础就是“拼经济”:为了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和新技术人才,芬兰将坚持教育投资。

而如今,一份改革计划却决定把大学推向市场,政府对大学的投资将逐渐减少,而更多的资金,则需要大学自己筹备。

“经济独立”后的大学,被允许以两种方式存在,一种是像公司一样运营,另一种则是成立基金会。到时候,大学将拥有自己的资产。

大学被推向市场,没有了“铁饭碗”,岂不是会很不情愿吗?中国记者们这样问。伊卡则连忙澄清,这个改革的方向,“最开始是大学自己提出来的”。他的解释是,这样就能使大学摆脱束缚,获得经济上的自主权。

这样的好处,是大学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将资金投入到更加优势的方向,而不需要听从政府的安排。

不过,他也不忘强调,自由和风险是并存的:“大学将自己承担经济责任,它们甚至可能会破产。”因此,虽然政府会继续对大学进行基础投资,大学也可以向各种基金会申请赞助,但除此之外,大学将被允许从事“对教育和研究有帮助的商业项目”。

他举了一个例子:大学可以设置课程,为不同的公司员工提供全程培训。

还有一个招数是,一些大学经过申请,可以开设收费的学位课程,以此来补贴收入。这在对所有学生实行教育全部免费的芬兰,还是第一次尝试。

不过,伊卡特意强调,收费必须得到教育部的同意。而且,收费只针对来自欧洲以外的学生。当然,包括中国学生。

两个国家,两场改革

从芬兰高等教育改革计划里,中国的记者们发现了熟悉的影子。

面对芬兰大学的资产构成改革,在场的一名中国记者,记起自己参与过的有关国内“教育产业化”的争论。上世纪末的中国,正陷入大学是否应该产业化的分歧,而不久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中,则把教育定义为“全局性、基础性的产业”。

1999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关于教育产业化的纷争铺天盖地,而这名记者当时就在现场。她记录下各种不同的声音,有的认为“教育应是政府保护、支持的神圣领域”,可以适当产业化;有的则认为,学校本质上是公益事业,非营利机构,绝对不能产业化。

而在芬兰教育部,这场重大教育改革的中心,几位中国记者并没有听到争论。《芬兰教育发展规划》里特别强调,在改革中,政府将坚持一些不会改变的原则。

伊卡表示,这些原则包括:学校的教育、研究、艺术创作自由不受干涉,学校的学术自主应受保护,大学仍然将以教育和科研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我们将采取措施,防止过度商业化妨害大学教育。”

在中国教育产业化过程中引发问题的关键之处,芬兰高等教育改革计划中,一开始就得到防范。正如伊卡所言:“所有商业行为,都是为了服务于教育这个最终任务。”

看起来,尽管把大学推向了市场,但芬兰似乎已经在市场化和公益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至少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芬兰家庭还不用为孩子的高额学费发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仍然享受免费待遇。

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场让中国记者们看起来眼熟的教育改革,毕竟发生在一块体制和观念不尽相同的国土上。

11月16日,当一名中国记者试图向一位芬兰教授解释,刚刚发生在中国大学里的校长职务变动,是由政府来作出决定。尽管芬兰的大学也都属国家所有,但这名芬兰教授仍旧很难理解。因为在他的国家,大学校长的人选,是由学校的教授投票选举产生。

“两个国家里发生的两场改革,尽管外表相似,也许结果却未必相同。”一名参加采访的中国记者表示:“我们的改革在先,可以为芬兰改革提供借鉴,而芬兰的改革,也同样可以给我们一个重新反思的机会。两个国家的两场变革可以互为参照。”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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